灵性轻信和灵性崇拜|《灵性逃避》第十八章
Robert Augustus Masters/文
黄秀丽/译
在当代文化中，半吊子的灵性专业知识供大于求，包裹在灵性长袍下的自我过分放纵，大量肤浅和迷惑性的事物伪装成真正的灵性，这使得识别正当的、能起转化作用的灵性修习变得日益困难。我们这个追求即刻快感的社会特别容易受到“自我提升速效法”的感染，这一情形已经扩展到灵性领域。在这个领域，灵性家庭作坊和大公司都在蓬勃发展。
许多理性的人、有批判思考能力的人，可能发现自己非常渴望尽可能轻松地、奇迹般地摆脱苦难，避免面对未解决的旧伤带来的持续不断的疼痛。如果我们惯于质疑自己，太过关注自身的短处和恐惧，就可能被那些灵性逃避中更有野心的卖主和企业家吸引。这些人浑身散发着自信和无惧的光芒，充满诱惑力地向那些脆弱的灵修者兜售其教义和真假莫辨的形而上学礼物。
当我们听说一位不那么靠谱的“专家”宣称自己是一个治疗师或法师时，如果我们不允许自己有合理的怀疑态度，就可能抑制住内心的疑问，反而会顺大流，赞同他的说法，特别是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这么做时。或者我们听说某人宣布自己开悟了，也不会擦亮眼睛，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呢？这些情形会持续下去，直到我们恢复了合理的怀疑，灵性和批评能力才能够健康地共处。
我们这些灵性轻信者混淆了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我们相信，信任这个世界才是更理想的灵性状态，因而我们可能无法运用辨别力去审查那些从我们身上捞油水的人，他们的收益和自我价值感完全依赖于我们的灵性轻信。辨识力的缺乏带来了糟糕的影响：当代灵性中脆弱和真诚的元素匆匆被拼凑在一起。
在灵性轻信中，我们混淆了爱和多愁善感、愤怒和攻击、慈悲和怜悯、仁慈和友好、智慧和聪明、接纳和过分容忍、感受性和被动性，因而在敞开时丧失了健康的界限，迷失了自己。我们无力，也不愿意对那些我们认为的权威说一句实实在在的“不”，因而“是”里面的力量也被抽走了。然而，一旦这些灵性轻信者意识到他们的愚蠢，就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很大一部分非主流的灵性教师斥为江湖骗子。（天真的信徒和愤世嫉俗的否定论者是新时代“灵性盲目硬币”的两面。）
有时，在邪教和其他功能失调的灵性社区中，骗子和智者同时存在。这些灵性社区的特点是充斥着大量狂热崇拜元素，其领导者的权威，即使其运用笨拙，也几乎不能被质疑。出现这种情形，大部分原因在于信徒们没有处理过其核心创伤和内在模式。有多少教派——几乎每个组织都有狂热崇拜的元素——对师徒之间的移情进行过深度处理？人们经常交出（或者放弃）任何事物，将其交给“派发”（或者令人信服地承诺派发）一份稳定的归属感的组织。就像放弃界限的情人混淆了融合与亲密，直到分歧出现才猛然醒悟，任何教派的信徒，不管他们看起来是多么温和，都倾向将其个体身份在群体思维中溶解，而没有保持健康的、个体性的辨识感。
在我们的文化中充斥着大量灵性轻信。通常，那些善于利用这一点的人很快就会拥有一批追随者，至少有一批客户。无论他们卖什么，追随者或客户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掏腰包。这些产品倾向于强化这样的信念：他们是特殊之人，有着未开发的巨大力量需要去发现。灵性商业化后，就会承诺让你在很短的时间里变得更灵性，这就不难理解，这一领域为什么能够吸引巨大的商业收益。
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向灵性亲轻信者兜售自己的人并非骗子，因为他们通常相信自己，相信他们所做的事。他们甚至可能将其公然的操纵手法视作帮助他人疗愈的必要步骤。在未解决的创伤的驱使下，一些人会寻找速效法门，追随一位有力量的人物；另一些人的创伤驱力会发生偏转，此人变成一位强有力的人物，仿佛伤口不存在。他们还会支持那些有着邪教狂热，而非具有共享性特质的信徒，来进一步增强这种表面的免疫力。
我在此处使用“邪教”（cult）一词（cult一词有“狂热崇拜、狂热信徒、祭仪、宗教中的教派、邪教”之义，比汉语的邪教含义丰富。——译注），并没有轻蔑和煽情的意味，而指的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实体。这一实体太执着于其核心信念，外在反馈和内部纠纷对它都没有影响。“邪教”可能是相对良性的，也可能极具摧毁力，比如人民圣殿教教徒在琼斯镇集体自杀，或者纳粹作恶。邪教行为的涉及面可能非常巨大：小我可能以被视作“一个人的邪教”；很多的夫妻就是“两个人的邪教”；大量的宗教和政治运动就是“多数人的邪教”。
邪教狂热有着过度的分离性：这是一个密闭的、自恋的“我们”，其他的存在物都是相当遥远的“他们”。在邪教内部，无论有什么样的关爱存在，可能相当深厚，但都是误导性的。这种关爱将其他生命隔绝在外，因而实际上会使人枯竭。最好的情况下，信徒们可能会保护墙内之物，但他们迟早会变成守卫而非守护人。如果异化、分离的痛苦感，或者隔阂感——常常驱使我们在团体中寻求归属感——未得到适当的处理，我们对联结的渴望不过是对异化感的逃离，我们依旧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能像父母一样提供庇护的，或者“我们知道答案”的组织和运动的蛊惑。
我们很容易依附于那些似乎能供养我们的人和团体。然而，成为团体的一员，意味着忠诚于团体。这种忠诚实际上强化了分离性，而正是这一分离性，最初推动我们寻求特定的支持系统。但是，这一系统所支持的究竟是什么？它希望我们皈依其信仰，接受其指导吗？如果我们这么做了就能继续获得支持吗？它这么做有隐晦不明的动机吗？如果有，我们看到了吗？或者说我们想看到吗？有多少组织（包括灵性社区）内部有自我调查部门——能够保障组织之外的人，即便是那些持有某种批评意见的人（其批评见可能使这个组织解散或彻底改组），也能自由畅通无阻地获取资源？
发生了什么，才让那个给予过我们那么多必要支持的庇护所变得如此封闭或可鄙？我们会不会相信是自己的错误，相信一定是自己做了什么才感到躁动不安或窒息？反之，不管我们的抗议如何被令人信服地贴上“阻抗”“自己的问题”“仅仅是不成熟的反应”的标签，我们都会挑战这一庇护所的架构和基本设想吗？即使最有支持性的团体也很容易成为一个封闭之网，让我们落入其期待，卷入其道德纠缠中。因而，各种狂热教派的兴起和大面积的流行要归功于灵性轻信者。
在我们这个消费者驱动型经济中，灵性轻信是一个大产业。我们渴望“它”快一点，不管这个“它”是什么。那些想做我们生意的人很了解这一点，然后大作广告。他们的生意依赖于我们的轻信——通常，这被称作“敞开”或“接受能力”。他们的承诺经常相当离谱，比如称“你可以显化你想要的”，这就是兜售积极思维的供应商们的卖点。我们不假思索地，甚至满怀热情地接受下来，显示出我们被灌输了一种可理解的天真思想：只需很少一点麻烦和痛苦，就能拥有更好的明天。
灵性轻信的组成部分不仅有过于天真的敞开，还有退化的渴望——渴望退回孩提时代前理性的魔法思维模式中。这并不会使我们天真烂漫，而只会让我们变得幼稚。我们不仅敞开了心扉和头脑，也不加选择地打开了钱包，同时还认为我们真的在做交易。然而，对治对这一情形的解药并不是怀疑或者反对灵性和形而上学，而是发展出敏锐的洞察力。这一洞察力并不会限制我们向世界敞开的能力，却可以让我们超越狂热崇拜的关系和社区，能够让我们获得很多，却不必出卖自己。
当灵性轻信遭遇一双辨识之眼，可能还有一剂猛烈的慈悲之时，其蛰伏的天真无邪就会转化为警觉的、永远新鲜的，以及原始的开放性，而这一开放性会让我们重新校准“我们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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